市场经济改革启动了我国经济近二十多年来的令世人瞩目的长时间持续高速增长，同时国内外对而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持续增长持有相同的预期。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令国人欣喜，令世人瞩目。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不再是一种期盼与渴求，而是一个正在我们面前展现的现实过程。在这样一个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党的领导人多次倡导对历史文化的学习与研究。

    胡锦涛同志非常重视对历史文化的学习与研究。胡锦涛同志指出：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在以往历史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历史。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

    我们认为，在中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历史文化作为一种特殊资源，对中国发展的意义和影响，将远远超过中国发展的过去任何一个时期。由此，有必要更加重视历史文化的学习与研究，并将对历史文化的研究并入整体的中国发展研究这个总课题之中。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中国发展的主轴与基础。抱着中国过去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而不致力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自然是十分可笑的。邓小平同志有一句名言：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同志这句名言中的“发展”，指的是至少主要指的是经济发展。）中国之所以能取得近二十多年来的令世人瞩目的长时间持续高速增长，在于中国人明白了这个硬道理，同时明白了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与世界经济接轨。

    然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并不是中国发展问题的全部。在经济发展之外，中国发展还应该包括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等更为广泛的内容。中国发展是包括经济发展、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等在内的一个整体的系统的文明演进过程。在中国发展的先前阶段，经济发展是主角，而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就的今天，一方面须有历史文化因素更直接介入的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提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在新的层次与阶段上也更需要历史文化因素的介入用以解决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问题。过去党中央反复强调经济工作为中心，而近年来，党中央则在强调建立和谐社会。虽然经济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还是我们党的工作中心，但建立和谐社会已经提上历史议程。在中国发展的这样一个新阶段上，历史文化因素对中国发展的相关度显然已经明显提高;

    在中国发展的这样一个新阶段上，在研究中国发展问题中，更多地重视历史文化问题的研究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最大的一个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具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作为这个国家本阶段发展的最大特点，则在于它的发展，必须（事实也是）通过融入世界的方式实现的。中国过去没有过这样的发展，尽管它有悠久灿烂的历史；中国先前也曾试图孤立发展，即通过帝国方式与国家主义方式谋求自身的发展，但历史已证明是不成功的。上个世纪末，中国在选择市场经济的同时选择了对外开放，这意味中国由此展开的发展，是与先前努力完全不同的全球化转型，中国从此走上的是一条将自己融入世界的不归之路。

    中国全球化转型，迅速取得了来得太快的成就。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成为整个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已成为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在经济总量上，中国不久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已完全可以预期。

    然而，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为中国发展的成就欣喜，我们就听到了中国威胁、遏制中国的叫声。约翰.米尔斯海默写道：如果中国在未来数十年内仍然保持其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它也可能会建立起庞大的军事力量，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州。中国将会寻求地区霸权，是因为优势地位是生存的最好保证。中国无法逃脱这样的逻辑，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国日益强大，其精英们将仿效美国，使用理想主义的辞令来描绘中国的外交政策。然而，中国会像美国一样，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如果生存是其最高目标，那中国便别无选择；这正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约翰.米尔斯海默所说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自然不是中国的必然宿命。然而，一个融入世界、力量强大的中国必然地面临着以下的问题：（1）中国在其发展的新阶段上，如何恰当地估量自身的力量与弱点，如何驾驭自身所获得的越来越强大力量；（2）一个力量强大的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意义是什么；（3）最后，中国如何才能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

    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为有效地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光靠政治领导人的良好愿望与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中国欲在其发展过程中有效地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必须以胡锦涛同志所说的“深远的历史眼光”与“宽广的世界眼光”，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塑造全新的国民意识，创造出全新的中国与国际社会和平相处的制度安排。而历史文化的研究则可以为形成“深远的历史眼光”与“宽广的世界眼光”，应对中国在成长过程中的诸多烦恼提供智慧源泉，并形成正确而有效的一个不断发展与壮大的中国与国际社会和平共处的国际战略。这是我们关于研究中国发展问题应加强对历史文化研究的第二方面的理由。

    胡锦涛同志指出，中国是有着几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伟大国家，中国人民是创造了灿烂文化的伟大人民，中华民族是有着自强不息精神的伟大民族。中国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具有几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伟大国家，由创造过灿烂文化的伟大人民与有着自强不息精神的伟大民族实现的。中国灿烂辉煌的历史与悠久绵长的文化，过去是维系中华文明的精神支柱，更是今天中国发展所必须的宝贵资源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藏。

    当前的中国发展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的发展。由此规定了中国发展的目标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大国，而必须是且不得不是一个文化大国。中国发展内含着中国文化复兴与文明更新的客观任务。中国的发展，也一定能够在其过程中完成文明更新与文化复兴的任务。温家宝同志指出：中华文明发展的基础和内在动力，在于它的刚健自强，在于它的独立意志，在于它的开放包容，在于它的维新变革。中华文明正是通过不断变革而传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的。温家宝同志在这里向国际社会表达的正是中国的自信。

    同时，国际社会先前大国政治的悲剧，当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困境，中国在发展过程遇到资源、环境与空间等方面的制约，也客观上要求中国进行经济发展模式、文化与社会发展模式，大国与国际社会共处等方面的创新。

    我们强烈的意识到，从循环经济、和谐社会到“三和文明”（温家宝同志2005年12月06日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发表的题为“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演讲中面对国际社会郑重陈词：只有实现了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类文明才能持续发展。），新的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事实上已经为中国文化大国的建设指出了宏伟的蓝图。

    中华文明更新与文化复兴，中国发展不得不追寻的文化大国的目标，显然更直接地要求我们加强对历史文化的学习与研究。我们需要有自信，也有理由自信，但抱着祖宗的荣耀沾沾自喜是可笑的，拿事实上使中国落务于世界的康乾盛世自慰更是有害的。我们需要的是从孔夫子到邓小平，从古希腊到欧共体，都进行系统的学习与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具有“深远的历史眼光”与“宽广的世界眼光”，才有可能实现中华文明更新与文化复兴。

    我们不主张为重温中国过去的辉煌去学习与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我们也可以不需要对历史文化的研究为中国发展锦上添花。但我们却需要对历史文化的研究为中国发展建功立业。我们主张为中国的发展这个现实，系统地进行中国与世界的历史文化的学习与研究。

    我们以为，当前对历史文化的研究，应着重围绕以下主题进行：文化教育产业的发展；中国文化的输出战略；中国管理思想与管理文化；循环经济与绿色文明；和谐社会的建构；避免大国政治悲剧的国际战略。